用板子打五四運動不靠譜

　　張鳴

　　今年是五四運動90周年，一個歷史事件經(jīng)過這么長時間，還讓人惦記著，本身就說明這個事件對后來的歷史影響很大。今年的“五四”還沒到，相關的文章已經(jīng)出來了，接連看了兩篇，居然都是唱反調(diào)的，無論如何，都是好事，說明我們的意見多元化了。

　　只是，老調(diào)子固然乏味，反調(diào)也未必唱得圓通。剛看到一篇秋風先生的文章《政治改革沒必要摧毀傳統(tǒng)文化》，感覺莫名糊涂。文章從泰國的政治亂象和印度的大選談起，好像是說印度的民主要比泰國成熟一點，“從泰國政治亂象到印度民主的正常運轉(zhuǎn)，至少可以得到一個啟示：憲政需要傳統(tǒng)�！�

　　外國的事我不明白，也不好說，秋風先生無非是以此當引子，重點是說，憲政需要傳統(tǒng)，批判“五四”反傳統(tǒng)，罪孽深重。深重到什么程度？大約是新文化運動毀滅文化，似乎也連帶著毀了中國的憲政，連黃苗子和馮亦代所謂的“告密”，也要算在“五四”的賬上。這樣重的板子，“五四”的屁股真有點吃不消。

　　考察一個歷史事件，必須回到事件發(fā)生的歷史情景中去。上個世紀初，從袁世凱稱帝到皖系軍閥當政這段時間，中國文化的確死氣沉沉。新教育辦了多年，但是連西方的學科體系都沒能建立，北大講哲學，得從三墳五典開始講，文學、史學、文學史彼此夾纏不清。不僅男女同校想都別想，連女生剪辮子，都會被學校開除。所謂的新學堂，除去添了些聲光化電的課程之外，還是經(jīng)學的天下。

　　“五四”前后，熱情擁抱傳統(tǒng)，提倡尊孔讀經(jīng)，獎勵烈女殉夫的人，不是軍閥就是政客，有些還是非常惡心的軍閥政客。像狗肉將軍張宗昌，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錢、多少槍和多少姨太太，但卻熱衷跟末代狀元詩酒唱和，在治下學校推行尊孔讀經(jīng)，還大印十三經(jīng)。跟袁世凱稱帝聯(lián)系在一起的，還是尊孔和祭天。嚴格來講，傳統(tǒng)在新文化運動沒有興起之前，已經(jīng)被當政者捧殺了。這樣的傳統(tǒng)，反一反，有何不可？

　　就當時而言，新文化運動不僅在輸入思想和學理方面，開辟了中國文化的新局面，而且如果沒有新文化運動，我們的學校，至少在人文方面，恐怕還是經(jīng)學的天下。哲學史，講到周公，學期就結(jié)束了，孔子還是大半個圣人，無法像胡適先生的《中國哲學史大綱》那樣，變成一個思想家供學者剖析。中國高等教育的頂峰，也恰是在五四運動之后出現(xiàn)的，不僅國立和私立大學名校迭出，就是教會大學，經(jīng)過“五四”也逐步淡化了宗教色彩，步入世俗教育的軌道。中國文化在民國時的繁榮，無論學術(shù)還是文學藝術(shù)，也是“五四”之后出現(xiàn)的。當年的學術(shù)大師和文學巨子，甚至畫家、名導演和演員，無論文化態(tài)度保守還是開放，都跟五四新文化運動脫不開干系。面對這些事實，說五四新文化運動毀滅文化，真是不知從何說起。

　　如果單從“五四”運動之后激進主義流向就否定“五四”，其實也沒道理。很簡單，“吃五四飯的”(蔡元培語)不僅有激進的左翼，還有激進的右翼，比如國家主義者，他們對傳統(tǒng)往往情有獨鐘，還有自由主義的右翼，胡適、傅斯年、羅家倫這樣的人，好像對中國后來的激進不該負責，而他們的學術(shù)研究，也走向了整理國故，即使反傳統(tǒng)，也反得不徹底。而且，“五四”還有更多走中間道路的人，大批走教育和實業(yè)救國道路的人，看看他們的回憶，好像血管里也流淌著“五四”的血。

　　至于把所謂的告密，也算在“五四”頭上，實在太冤。就算黃苗子和馮亦代兩位老先生都告過密，但他們在舊中國都生活過很長一段，他們老師更是如此。如果說反傳統(tǒng)就會告密，為什么他們在1949年之前沒有做過這樣的事？更何況，我們民族的傳統(tǒng)中，也有法家的一份，那一份里，其實就有告密這東西。反傳統(tǒng)，如果反到傳統(tǒng)的酷吏風范頭上，反而不會告密。

　　其實，即便傳統(tǒng)單算儒家一份，“五四”反過之后，傳統(tǒng)也并沒有被反掉。上流社會，有蔣介石支持的新保守主義的復興；底層社會，則大體詩禮依舊，人們婚喪嫁娶，宗族祭祀，還是老一套。這一套真正被摧毀，是經(jīng)過土改、合作化等一系列政治運動的超大規(guī)模的掃蕩，鄉(xiāng)村精英連同文化精英一并被毀滅，改造之后的事。這些賬怎么可能都算在“五四”頭上？

　　正像印度的傳統(tǒng)很難說清楚是什么一樣，中國的傳統(tǒng)，也是一言難盡。反傳統(tǒng)的事情，如果僅僅是些文化人的作為，無論怎樣反，都反不掉。